我們對忠誠應不陌生,孔夫子談忠恕之道,忠義兩難存是不少電影的橋段;我們都懂得要獲取別人的信任,同時也要信任別人,否則人人互相猜疑,社會不穩定,生活也不快樂。忠誠彷彿是一個不能被質疑的價值。
可是,做世界不同做人,特別是在這個提倡沒有人是不能被取代的後工業社會(post-industrial society)。企業不斷談「彈性(flexibility)」,彈性生產、彈性消費,以至僱員彈性,當中包括將長工改為合約制,即使是看似穩定的政府工,以至大學教員職位,亦不能倖免。企業以盈利為藉口,大家只好小心翼翼,只望臨近死期仍可換來續命丹。否則,即使你有意「做死一世」,但也可能隨時「炒你魷魚」。
「搵工跳槽」亦不再是新鮮事。現代性所帶來新一套的工作倫理,瓦解了工匠與其工作之間的親密關係,工作變得規律化、零碎化,人們越來越難從工作中找到意義和滿足,工作變成單純的謀生工具。騎牛搵馬成為普遍的心態,「轉工才會人工高」更是不少行業的常態。即使是以「終身僱員」見稱的日本,情況亦在改變。
在這個商業環境之下,忠誠到底是什麼?我相信,商業社會並非不談忠誠,可是這個企業與員工/顧客之間的「忠誠」,並不一定是道德上的忠誠,更多是建基於利益之上的「忠誠」。忽發奇想,若我們相信自由市場會調節貨品價格,從而令市場平衡的論述,「顧客忠誠」會否是這個論述的反證?
若我們跳出商業的框框,在九七後的香港,忠誠可能是最多人談論的價值之一。忠誠不單經常被某些人掛在口邊,在涉及愛國、港獨、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立法等的爭議,更經常惹來某某是否對國家忠誠的指責。在香港的政治圈,忠誠是印在臉上的白兔仔,你顯示出你的忠誠,我才會信任你,才會派糖給你。這種「忠誠」,以忠誠作為讚賞的言辭,摒棄有能者居之,貼近家族生意人治模式的邏輯,理應只會在主上和奴僕的關係中出現,就正如在殖民地中,才會有是否對主子忠誠的問題。一堆奇怪的價值實踐,令我懷疑,當我們時常談論忠誠,在整個運作上其實是否不斷反忠誠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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